我是1982年认识黄先生的，那时我刚分配来上海工作。有一天去博物馆，见到了当时的馆长沈之瑜和副馆长黄宣佩。那时好像上博只有一位副馆长，黄先生便是。后来的两位名行天下的马馆长和汪副馆长，印象中那会儿还都是中层干部或是部主任什么的，但后来都上到了黄先生之上，起码在行政上。——但刚才微博上有相知的朋友评价黄先生是“最平和最尊敬的馆长”——这也是我心中的黄先生的特质，所以他长寿，所以他叫我们不得不起身尊敬！可今天，我们尊敬的黄宣佩先生他走了……

       1987年，我在吉大跟张忠培先生读研究生，写毕业论文，张先生叫我做长江下游，让我实地考察长江流域遗存，也安排了上海一站。我带着张先生写的推荐信，专程到上博见黄先生。在他的亲自安排下，我看到了库房里好多好多器物。

      1992年，我在内蒙古开年会，和黄先生住在一个房间，就更熟了起来。那时我还在复旦分校也就是后来的上大工作，觉得市属高校搞考古难，正琢磨找新东家。他说趁我现在是馆领导，能说上话，你可调到上博来。我听着黄先生的实在话，心里热乎乎的，（俞伟超和张忠培先生也劝我：去上博会比去复旦好）。但我后来还是选择去了复旦。原因很简单，我当教师惯了，不愿意每天坐班。后来黄先生知道了，对我还是依然如故。那以后，我总觉得欠了黄先生什么，欠到如今，他走了，也没还上。
    黄先生前两年八十大寿，上海没办，倒是在浙江办了个小型的寿诞会。我被点名邀请去了——会上我说：黄先生，等我八十大寿的时候，一定请您老来参加啊！大家大笑，黄先生也大笑！

    后来，听说黄先生病了，我却盼他痊愈，明知难以痊愈。

    今天，看到黄先生走了，我又盼他重光，难解心中感殇！

    ——黄先生走了？黄先生走了！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沪上巨擎，德被后昆，形骸化魂，先生永光！

    我家窗前，那一树黄枇杷落了，又一树白玉兰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