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黄宣佩一生考古发掘与研究的经历，几乎就是一部探寻上海地区古文化起源的历史。

     他长期致力于中国新石器时代与长江下游地区考古研究，先后领队主持发掘了马桥、崧泽和福泉山等古文化遗址，发现了上海地区成陆年代的科学依据，发现了上海最早的古人，使研究上海史的年代推前至六千多年前，在考古学上获得了“崧泽文化”和“马桥文化”的命名，完善了长江下游考古学文化谱系，促进了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研究。他还主持筹建了青浦、嘉定、松江、奉贤等区县博物馆及对上海市重要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

   黄宣佩于2013年6月13日21时30分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82岁。今日14时，黄老告别仪式将在龙华殡仪馆银河厅举行。

     黄宣佩1930年10月8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鄞县石桥村，1949年毕业于江苏省立水产学校（现上海海洋大学），历任上海博物馆考古组组长、历史研究部副主任、考古部主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上海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1992年以对社会科学事业的突出贡献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为文化艺术事业作出突出贡献证书。

      1952年5月16日，21岁的黄宣佩被分配到上海博物馆筹备处工作。当时的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杨宽极力主张，一个像样的博物馆应当有考古部门。因此，1954年黄宣佩被委派参加了由当时的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国家文物局前身）、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身）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三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并顺利毕业。此训练班也被称为考古界的“黄埔军校”，毕业的学员之后多成为各省市的考古业务骨干。黄宣佩是1949年之后上海第一位参加过正规田野考古训练并具有田野发掘经验的人，这为此后上海田野考古的发展及人才队伍的培养都奠定了基础。

      时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的黄宣佩（左5）和有关考古专家在研究福泉山古文化遗址祭坛上的红烧土

 1956年，上海博物馆成立了考古组，隶属于研究部，由黄宣佩担任考古组组长。当时的上海正处于无古可考的情况下，在上海市所辖的范围内，除了1935年发现的金山县金山嘴戚家墩遗址外，几乎没有什么古代遗址。黄宣佩曾打趣地说上海考古是在柏油马路上考古，考古工作开展的外部环境可谓相当的差，但同时，上海也是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因此，他对上海的考古工作还是充满信心的。考古组成立后，在上海境内寻找新的遗址成为了当时的主要工作。上海的地势低平，少有土崖断面，地下水位又高，古代遗存大部埋藏于水线之下，地下遗物与遗迹不易暴露，且地上无明显迹象，志书中也无确切记载

      1959年年底至1960年年初，黄宣佩第一次领队对马桥遗址进行了发掘，这是上海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发掘。经过两个多月的考古发掘，考古队在地层中发现良渚文化、马桥文化（当时尚未定性和命名）和吴越文化的叠压关系，收获巨大。后经过细致的讨论研究，对这批遗存的年代有了科学的认识，并将这批遗存命名为“马桥文化”，这一命名得到了全国同行的认同。1961年，黄宣佩主持发掘崧泽遗址，在下层马家浜文化之上，发现另有一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这种新的文化类型，经过黄宣佩的发掘与研究，后来获得了“崧泽文化”的命名。

     对马桥和崧泽遗址的科学发掘，不仅完善了长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促进了长江下游地区的考古学研究，培养了一支考古队伍，也为黄宣佩个人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上海是由海成陆的，关于其成陆年代，在20世纪中后期成为学术界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论证主要集中在境内几条古海岸遗迹年代的推断上。古海岸遗迹，当地称为冈身。据南宋绍熙《云间志》古迹记载:“古冈身在县(指华亭县，今松江城区)东七十里。幾三所，南属于海，北抵松江，(吴淞江)长一百里，入土数尺皆螺蚌壳，世传海中涌三浪而成。”据今调查，上海地下确有多条冈身。引起争论的有以下几条：沙冈、竹冈、外冈及传说中的瀚海塘。对于这几条古海岸遗迹的年代，在上海古遗址发现之前都推断不确。1959年黄宣佩主持闵行区马桥古遗址的发掘，打破了竹冈是两千年海岸线的推论。马桥遗址恰好建立在竹冈古海岸遗迹俞塘段之上，其下由东南向西北延伸的贝壳沙层最厚处达2米以上，并且西坡面斜直、东坡面缓斜，有三个波脊，呈现海滩迹象。贝壳的年代经过碳14测定为距今5680±180年(经树轮较正，下同)，叠压在贝壳沙之上的古代文化层，自下而上有距今四千多年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夏商时代的马桥文化，春秋战国时代的吴越文化，唐宋元明清的遗物堆积层等。这就表明，距今六千年前，竹冈一带尚在海中，到距今四千多年前，竹冈上已经有人居住，建立了村庄。据海边的土地必须在盐碱淡化和海浪的入侵远离之后才适合居住，所以竹冈古海岸年代早于良渚文化，可以推断为距今五千年前后。

       黄宣佩在马桥遗址发掘中发现了一种新的文化类型，经过整理研究后发现，这种新的文化和古越与中原商周文化结合的湖熟文化显著不同，是一处我国东南地区的古越文化遗存，因此应另外予以命名。在黄宣佩的考古报告发表之后，这一文化被考古界称之为“马桥文化”，年代距今约为3900年至3200年，处于夏至商代早中期阶段，是一种青铜时代文化，也是太湖地区古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点。马桥文化的发现与命名，揭开了夏商时代古越的一段历史。

       马桥遗址的发掘研究影响深远，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将上海的历史向前追溯至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其次，将上海的成陆年代向前推。通过马桥的发掘，黄宣佩认为至少在五千年前，上海西部及西南部就已成陆，良渚先民已在此生活，那时的海岸线“竹冈”已是十分稳定，以此可以判断上海西部的成陆年代远较学术界的认识要早。马桥遗址作为新中国上海第一次考古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给了黄宣佩极大的鼓舞，使他对考古更加入迷，就此与考古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缘分。

       黄宣佩通过对崧泽遗址的发掘研究，进一步发现了上海最早的古人，使研究上海史的年代推前到六千余年前。上海古史在地下遗址发现之前，仅据晋建沪渎垒的记载，以为在距今一千六百多年前只是一处海滨渔村。或据相传春秋时吴王寿梦筑华亭，上海曾是吴王的狩猎休憩地，再前就无据可查。1961年黄宣佩主持发掘了青浦崧泽遗址，第一次在本地区发现了距今六千年前后的马家浜文化遗址；此后，又在青浦福泉山和金山区的查山遗址也发现这类文化遗存。崧泽遗址下层出土的木炭，经过碳14年代测定，距今为5985±105年和4035±40年。考古发掘所发现的猪骨经鉴定属于饲养猪，此外还发现了许多已经碳化的稻茎和谷粒，经过鉴定属于粳稻和籼稻，都是人工培育稻，是当时全国最早的古水稻标本。这表明距今六千年前后，上海古人已经种植水稻。上海马家浜文化遗址的发掘，描述了已知上海最早古人的生活情况。

      在崧泽遗址发现和发掘之前，长江下游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古文化，仅知六千年前的马家浜文化和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两种类型；1961年，黄宣佩主持发掘崧泽遗址，在下层马家浜文化之上，发现另有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墓葬群。遗物特征表明是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其年代经用骨骼作碳14测定为5180±140和5860±245年。由于发现的遗迹和出土器物非常典型，又及时发表了考古报告，因此被考古界命名为“崧泽文化”。

       崧泽文化继承马家浜文化，又向良渚文化演变，属于一支繁荣而优秀的古文化，是太湖古文化发展序列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生产技术不仅进入犁耕，在陶器制造方面还发明了轮制技术，崧泽古人使用半机械的方法制作陶器，其年代在崧泽晚期，距今约5400年，是我国最早使用轮制技术的古文化之一。

        上世纪80年代，黄宣佩主持的青浦福泉山遗址的发掘，第一次揭开了良渚高台贵族墓地并非利用天然土山，而是人工堆筑高台的秘密，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考古界的老前辈、中国考古学会前理事长苏秉琦给予高度评价，称人工建造的福泉山良渚高台墓地，是“中国的土建金字塔”，这一发现，其意义远远超过玉器的出土。福泉山从1982年到1987年前后发掘了三次，所发现的良渚文化大墓，从高台墓地的建筑和有燎祭祭坛，以至使用人殉和人牲及占有大量珍贵的玉、石、陶制礼器，说明早于夏代的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文明时期，为研究我国国家起源，提供了一个重要实例。为此，福泉山遗址于2001年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上海最早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文化遗址。

       黄宣佩一方面积极开展上海地区的田野考古发掘，积累材料；另一方面则着眼于整个良渚文化并进行深入研究。良渚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一支优秀而影响深远的古文化，精美的良渚玉器与良渚黑陶，闻名国内外；在我国古代何时进入文明时期的研讨中，更是一个重点对象。所以关于良渚文化的研究，是我国考古学上的重点课题之一。

   1979年，黄宣佩被任命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主管文管委工作及文物保护技术科学实验室。

   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克伦至今犹记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去上博见黄宣佩的情境，他说：“我那时还在读大学，去博物馆找他时，就听门房喊‘宣佩，有人找你’。慢慢地，我才发现，整个上海博物馆没有人称呼他作‘馆长’的，无论长者还是小辈一律叫他‘宣佩’，他一点架子都没有，与同事间的关系也十分融洽。他不仅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更提拔了很多后辈，比如此后成为上海考古中坚力量的王正书、张明华等人，都是他培养出来的。”

   王正书长期跟随黄宣佩工作，他对黄宣佩的悟性与学识最为佩服，他说：“他（黄宣佩）对于考古特别敏感。我记得1971年江苏吴县草鞋山发现了良渚文化的遗址，草鞋山是江南地区常见的那种高出地面的土堆，黄宣佩去参观回来之后就想上海的类似土堆下面会不会也能有所发现，于是就嘱咐我们多留意。1979年，在青浦的福泉山发现线索之后，马上派我过去看。我们在福泉山打了条探沟，果然发现下面有很丰富的埋藏。”

       福泉山从1982年到1987年前后发掘了三次。王正书说：“那时候去青浦做考古发掘，从市中心乘长途车到那边，还要换船再乘好几个小时才能到，所以只能住在那里，借农家的房子，抱稻草做床铺，黄馆长也跟我们一起在第一线。1982年冬天，雪特别大，积雪深达膝盖，当时我们的发掘工作进行到一半，如果因为天气原因中途暂停发掘，暴露的文物和遗址有遭到自然与人为破坏的可能。黄宣佩带队，我们敲开冰层发掘，在恶劣的天气下硬是把发掘工作全部做完。黄宣佩很有毅力，而且精益求精，全靠他的辛勤工作，才会有我们今天看到的上海考古的成果。”

       由黄宣佩主持发掘的“崧泽文化”和“马桥文化”的文化面貌十分典型，发掘和研究成果对于江浙一带的考古工作有很重要的影响，因此江浙一带的文博界同行对他也都很敬重。

“只要有浙江的考古工作者去上海，他都会热情接待；他每次来浙江，我们也都热情接待他，相互之间的交流十分频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明达说。王明达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任良渚考古站站长，他说：“我1984年去参观过黄宣佩主持的福泉山考古发掘，他的工作给我的启发很大，之后我主持反山良渚遗址的发掘，就是受到他在福泉山的工作的启发。而黄宣佩对我们在反山的工作也很支持，不仅破天荒地派出上博所有的考古人员来参观，更是让上博技术部的老师傅吴福华来帮忙了20多天，帮助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对漆器和玉器进行保护和修复。”

   黄宣佩的考古学研究涉及中国南方地区考古等领域。他以广阔的视野、严密的逻辑思维和忠实于考古材料的科学态度，对各种考古学问题进行了严谨的分析和研究，站在世界及中国考古学的高度，寻找中国古代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规律。

   这就是黄宣佩，将一生奉献给上海文博事业的淡泊名利的考古学家。